寻乌调查陈列馆、毛泽东同志旧居(图片由寻乌县融媒体中心提供)
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。党的十八大后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，第一条就对“改进调查研究”作出重要要求。今年3月，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夯实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。我们党有着善于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。1930年5月，毛泽东利用革命斗争的空隙，在寻乌县进行了20余天的社会调查，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规模最大、最为全面的一次调查。通过解剖寻乌这只“麻雀”，毛泽东进一步弄清了赣、闽、粤三省边界地区的阶级结构、城乡关系及土地革命等情况，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商业政策、开辟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今年是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。95年来，寻乌调查所形成的唯实求真精神，是党和人民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。重温寻乌调查的光辉历史，对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发扬实事求是好作风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▌破解时代难题的关键之举
上世纪20年代，在风雨如晦的中国，革命向何处去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之问。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革命中遇到的问题。从上世纪20年代起，他就开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，长沙、萍乡、永新……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足迹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觉得这些调查偏重农村，对争取城市的策略还不够了解，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始终模糊，对富农问题尚未完全明晰。1930年4月，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时，因受“左”倾错误思想的影响，把在农村时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的政策机械地照搬到城市，错把城里10余家商铺当作“官僚资本”没收了。消息传开，一度造成当地商店关门，不仅给百姓带来恐慌，也给党和红军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，“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，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，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”。信丰的做法让毛泽东深受触动，使他下决心要弄清这些问题。
寻乌地处赣、闽、粤三省交界处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商业繁荣、经济形态多样，土地关系也颇为复杂。这里既有传统小农经济，又有活跃的商品贸易，是一个了解中国农村和小城市情况的绝佳样本。了解了这个县的情况，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。红四军攻占寻乌后，决定在这里发动群众、开展工作，正好有一段比较稳定的时间。毛泽东决心在此开展大规模调查，以解开富农问题、商业政策、土地分配等缠绕在他心头的症结，回答好“中国革命向何处去”的时代之问。陪同毛泽东开展调查的寻乌县委书记古柏，就像“活地图”一样，成为毛泽东开展调查的最佳“向导”。
▌扎根基层的深度调研
开展调查时，毛泽东在古柏的陪同下，首先“逛”了一遍寻乌县城，查看了一些店铺、作坊，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，对县城的情况作了一番初步了解。此外，毛泽东还到寻乌县委、县苏维埃政府、县商会、木工合作社等地进行调查。就这样，毛泽东在寻乌城内边走边看边问边聊，初步了解到寻乌的商业贸易、风俗文化等情况。
召开调查会，是毛泽东获取丰富信息的重要方式。在寻乌期间，毛泽东断断续续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。会议室设在寻乌县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座小楼里。经常到会的有曾担任过寻乌商会会长的郭友梅，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范大明，做过铸铁工、小商贩的赵镜清，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刘亮凡等。为开好调查会，毛泽东事先开列了一张长长的、缜密的调查提纲，并在每个大目之下又列出几个至十几个细目。开会中，毛泽东亲自做记录。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，让他们说出实情，毛泽东像小学生一样谦虚发问，从寻乌的历史到经济的盛衰荣枯，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，从社会阶级构成到各阶级生活状况，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情况……他一一刨根问底，生怕漏掉什么，写了厚厚的一大本。
毛泽东还经常到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，一边耘田拔草，一边和农民亲切交谈，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。比如，他问群众，村里有多少人？有几户中农、几户贫雇农、几户土豪劣绅？村里参加红军的有多少人……大家都接二连三地抢着回答。在一次交谈中，一个小孩机灵地回答道：“我们每天在村口放哨、站岗、查坏人，还捡了一篓子子弹壳送到村苏维埃，支援红军了！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，把群众反映的情况都记在了本子上。末了，毛泽东对坐在他身边的一名村干部说：“你们这里的工作搞得很好，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。”
端午节后的一天，毛泽东召开了调查总结会。到会的有县、区、乡苏维埃干部，还有教师、商人、农民、工人、知识分子、士兵等。毛泽东说，今天请大家开会，有好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。随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，有时对一个问题的意见不同，还要争论一番，或者互相补充。毛泽东等大家的意见接近统一以后才记下来，再从头到尾读一遍，问大家说：“是这样吗？”听到大家说“是这样”，他才又问下一个问题。
寻乌调查历时20余天，毛泽东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，收获很大。他在《寻乌调查》中写到，“这回到寻乌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，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。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，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，真是不胜欢喜”。
▌历久弥新的思想财富
寻乌调查结束后，由于战事频繁，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时间整理这次调查的材料。1930年12月30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军在永丰龙冈取得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重大胜利，随后便移驻宁都小布。此时国民党军遭受重大失败暂时无力进攻，毛泽东便趁机整理寻乌调查收集的资料。他对各种数据进行详细统计，对不同阶层情况进行分类归纳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，深入剖析寻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情况，并结合实地考察和个别访谈的内容，相互印证和补充，使调查结果更具真实性和全面性，最终完成了共5章39节、8万多字的《寻乌调查》。
毛泽东十分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，尽管战火连连，他仍坚持把《寻乌调查》等材料捆好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指示神圣化、教条化的倾向依然存在，本本主义在很多地方依然十分盛行。毛泽东说，“现在我们很多同志，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、不求甚解的作风，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，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，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”“要了解情况，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，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”。为此，毛泽东把过去的调查文稿编成《农村调查》一书，并在序言中重温了寻乌调查的过程，以便给大家指导。但是由于《寻乌调查》材料一度遗失，故未编入此书。1950年，《寻乌调查》手抄件被找到。当时为指导土改运动，毛泽东对《寻乌调查》第五章“寻乌的土地斗争”进行了充实和修改。1982年12月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、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》，第一次收录了《寻乌调查》，这篇光辉文献得以正式面世。
作为《寻乌调查》的姊妹篇——《调查工作》的重新面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。在寻乌调查期间，毛泽东对自己多年调查活动进行理论总结，写成《调查工作》一文，首次提出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的著名论断，但这篇文章后来也遗失了。红军长征后，共产党员赖茂基偶然发现了中共闽西特委于1930年8月21日翻印的《调查工作》石印本。赖茂基觉得这个小册子一定极为重要，便将它用油纸包好，装进一个小木盒里，藏到夹墙中，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搜查。1957年2月，赖茂基把《调查工作》等作为重要革命文物捐给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。1959年8月，中央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征集到这份文献，随后将其展出。1960年底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后，由研究室副主任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给毛泽东阅看，毛泽东非常高兴。在谈到《调查工作》时，他曾说，“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，这一篇我是喜欢的”“过去到处找，找不到，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”。
当时，国家“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”，迫切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。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，他说，“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”。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。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，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，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。”为此，毛泽东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、调查研究的传统，他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：“希望今年这一年，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”1961年3月，毛泽东要求将《调查工作》印发给在广州参加三南会议的同志，还亲自加了按语。印发前，他把题目改为《关于调查工作》，并进行少量文字修改。1964年，这篇文章编入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甲种本和乙种本，题目改为《反对本本主义》。1982年出版《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》时，这篇文章和《寻乌调查》一同被收入，自此广为人知。
寻乌调查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典范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。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，什么时候全党重视调查研究，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；什么时候轻视或忽视调查研究，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到挫折、遭受损失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，坚持做到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。
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
